中日交往的拐點：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中日交往的拐點：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加藤嘉一，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，香港：明報出版社 (2011)

學而不思，則罔；思而不學，則殆。—孔子

加藤嘉一，一位活躍中日交流傳媒人，有被冠稱為「日本韓寒」之謦，個人背景不需多番介紹。

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，加藤嘉一傳記，內容分為兩部份：第一部份敘述他童年父親生意失敗，家境轉貧，自己幫補家計，派報紙，做英日翻譯，兼挨黑道惡揍。本來一心做國家級跑手，後來筋骨勞傷，十七歲退役，把精力投入高考，獲東京某著名大學取錄。可是加藤君決志，非到外面世界不可；私人自費又負擔不起，最後拿公費到北京大學修讀國際好關係。第二部份紀錄加藤君目睹二零零三年後中國崛起，但內部問題浮現，以及中日關係起伏之時。加藤君對兩事感觸良多：其一、加藤君對北京外語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，盡為人師，可惜不能替學生消解高考和父母的壓力；其二、北京真的辦了奧運，加藤君看到跑手競賽，悻悻然想起自已退役時的光景，和今天目睹中國真的崛起，不禁喜從悲來。

正式評論本書前，筆者提出兩點，貫徹上下兩篇，以別一般閱讀傳記的習慣。

其一、敘述的真確、詳盡，沒有用一貫的黨政機關的委婉或掩飾修辭，是文章可取之處。筆者與一位曾研究香港新界土地紳權的美藉華裔土生混血兒交談，說中國大陸的田野訪談，那一句真、那一句假，真的莫辨。加藤君一次到雲南考察官辦扶貧教育，明白官樣發言並不真確代表事實，醒目地潛入被訪教師家中，問過究竟，才知道小小資助不足養活一家人。修畢人類學的讀者知道，加藤君享有「外來者的特遇」(the outsider’s privilege)。人家知道加藤君是日本人，曾在北大讀書，假如加藤真的說話誠懇，對方接受訪談，便百份百信任加藤把訪談的內容絕不會向相關官員打「小報告」。何況訪談時，萬一給公安識破，加藤亦可拿大日本國民護照，辯稱私訪，對方因加藤的背景而有所克制。筆者補遺，筆者多年田野訪談經驗所得，中國大陸和香港沒有那類基本道德和誠信。

其二、閱讀傳記並不學習重複別人的成功，正如加藤厭棄中國年輕一代爭讀富人傳記。西諺說：「首行者是悲劇，模仿者是鬧劇」(first as a tragedy, second and following as a farce)。歷史不預知和可能，本身就是對人的歷練，而不是當今「富二代」子承父業「理所當然」的邏輯，正如他的嫲嫲在夢中，要他堅持，對自己的抉擇也不悔。筆者研究人生紀事 (biographies)，研究開章明義分辨兩個概念：德文說的歷史(Geschichte)是歷史的客觀必然，一切現實比皆未來的顯現；法文的歷史(historie) 則把個人的行動和經驗串連起歷史事件，變成個人的故事。個人的行動有時對於時局沒有幫助，有時卻適應天時地利，個人的言與行足以改變社會。加藤傳記具有價值的地方，不在於人生活到老對自己的一切言與行的總結和回顧，而在一位從伊豆半島來華的日本青年，沒有所謂父蔭或裙帶的情況下，參與自中國崛起後一切正面與負面中日交往，作為二十一世紀中日外交歷史進程的參考路標。

筆者說從伊豆到北京有這麼近，又那麼遠，其實總結自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後，中日民間交往良久，說到全球化，卻見中國人文化綱紀和自律散漫：筆者舉例，大陸人在公共地方讓小孩拉屎撤尿，二話不說，連香港人中年婦人到青森縣購蜜梨時左挑右選，有小學男教師到京都古刹一遊，匍匐而行，扮狗叫，其短片上網，給日本網民狂批訕笑，筆者想當過教師的加藤，也孰不可忍了。加上中國人私利為上，不理公德，日本借毒餃子、毒奶粉，藉以負面標籤中國，在加藤傳記中祗可說聲無奈。

「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」

讀畢全書，文筆簡潔，沒有贅言，除了多謝中國編輯外，多少反映加藤直率的個性，全書變得流暢易讀。

全書的敍事以倒敍的方式，開章敍述父親得末期癌症，開始說他轉折的一生，以乘機回到日本見父親最後一面作終結。本書不是司馬遷《史記》的歷史人物事記按事件發生先後陳述(英文稱之chronicles)，而是按作者選擇歷史事件，以第一身身份說出人生的轉折，令讀者震懾心動，很有亞里士多德悲劇的味道。

筆者以加藤傳記為例，說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，倒不如說中國人為甚麼是這樣煉不成的。加藤坦言，日本人的德育課，就是熟讀孔孟聖賢之書；他的長跑訓練，就是「玉不琢，不成器」；他的童年貧苦，說明孟子所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

加藤的道德培育如此，怪不得對富二代亂花揮霍很不是味兒。加藤還說到一大陸富人給他紅封包，他再三堅拒不要；富人的兒子不問父親的許可，擅自把紅封包拿去了，「克己復禮」是否被忘了。讀者如果細讀加藤傳記，不揮霍，不事事求人，反而幫助他的人，包括親人，致謝感恩。筆者想加藤真的問過究竟，隨時主理文教的官員也不方便說。對不起，中國人真的富起來了，但最基本的道德不知到那裏去了！

體育不是顯國威！

加藤對十七歲長跑退役，感覺可惜，但筆者認為體育今人培養做事專一、有紀律、不輕易放棄，加藤可不必介懷，亦正是今時今日大陸富二代應該學習的。筆者主修社會學，多年前記得旅英美國社會學家桑籟德(Richard Sennett)在倫敦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的訪問，他第一志願是學大提琴（筆者依稀記得他在苿利亞音樂學院，算是馬友友的校友），可是桑氏的勤練指法，手指弄歪了，指法不成了，桑氏轉習社會學。桑氏批評今天的研究生，不像他玩大提琴一樣把論文寫作重覆琢磨；筆者相信今天中國的研究生，有幾多個膽敢跟桑氏做研究。

體育在社會的的功能，不在乎香港的家長愛面子，或大陸體育單位要揚國威，是否要姚明、劉翔跛了，國威顯盡了，方才罷休？體育在社會，正如韋伯(Max Weber)留學海德堡，同學們鬥劍，臉上留劍痕，不是好勇鬥狠，而是歇盡其力，提昇普魯士國民心智；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中小學玩欖球，或英國人戲稱為紳士的流泯遊戲 （a hooligan’s game for the gentlemen），學會個人策略和集體服從，到底中國的軟實力，祗表現在拿幾多個國際賽事金牌，還是表現每一國民的堅毅？

體育與競技，重要之地方在於參賽者服從公平的賽果和裁決，使各參賽者所付出的努力，不至白費。偶而中國運動員在賽前被驗出服用違禁藥物，但他們都大多服從裁決。

筆者反而注視國內體育與競技有法不依的問題。周星馳執導的「少林足球」，最終一幕班主不擇手斷影響賽果，球員運用少林足球去化解招數；而「少林足球」的真實版是中國球賽間人事利益輸送，個人博奕，士氣低落，還讓曼聯在中國開品牌市場。

小結：國人道德，為國之本

說穿了，加藤所說日本的國民道德教育，就是管子八條目，被現代中國政治清掃乾淨了。

小結之前，筆者先說三個故事，說明國民道德教育癥結所在。

著名中國現代史學家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列舉嘗試改變現代中國的西方顧問，有位英國傳教士John Fryer到香港聖保羅書院（現處於香港大學陸佑堂對面）當首任校長，目睹中國人舉事左推右辭，除非有利可圖，否則便佯作不知。其後事清廷，翻譯各類西方文教科技之說，可惜清廷以保守勢力為首，視西方文教科技為「奇技淫巧」，慈禧又把軍費亂花，成中日甲午戰爭敗亡的遠因。傳教士以知識救中國，大志未竟成。

第二則故事，則桑籟德說韋伯，現代理性之興起，是建立金字塔式的科層制度。科層制度去個人的主觀和意欲，追求集體的效益和達到預期成效。韋伯說科層制度，其實源自普魯士軍事組織，對個人有嚴格的紀律要求。

第三則，筆者眼見今天中國學子自費或公費，到英美著名大學讀工商管理，香車美人之餘，聽聞中國留學生排他性強，漠不關心身邊的事情。筆者曾在九十年代在英國就學，見大街小巷報紙檔，不須報販監督，顧客自願把應付的款項放在指定的紙匣上。今天中國的便利店也做不到，何況要一名官員管理資產？

作為小結，中國崛起，說甚麼「軟實力」，掩蓋不了國民素質低劣的自卑心態；多攪孔子學院，倒不如攪好國民道德教育。加藤傳記後部說中國教育和中日關係，則待筆者廣州小休後再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