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11月21日星期一

九把刀真的很利!

偶爾翻閱面書,發現教過的大專學生和一衆年輕朋友談九把刀的小說-《那些年,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-九把刀本人的青春與愛情,搬上銀幕。於是筆者好奇心驅駛下,星期天看畢整套電影。除了故事打動幕下一衆少男少女外,畢竟九把刀明言小說的情節從社會學得到啓發,令筆觸一動,一口氣把文章寫畢。

A Giddens Production?!

筆者第一眼看片頭,不禁睜了一眼-A Giddens Production?! 九把刀以Giddens 作為他的英文别名;Lord (Anthony) Giddens (通譯紀登斯)的學說受香港學界廣泛討論,但其人卻受非議。多年前到中文大學聽課,課畢後同該英國來的教授談談,謂紀登斯的學說和同期的老一輩社會學家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和伊里雅斯 (Norbert Elias)的學說十分相像,甚至有學術論文專論之。轉一個場合,柏克來大學教授Michael Burawoy 在一學術會議上論社會學家的公共角色,而筆者指出紀登斯作為貝里雅(Tony Blair)工黨政府的個人幕僚,提出「第三條路」,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如何自處?Burawoy回應,大呼 “he is a Tory!” (紀登斯是不折不扣的保守黨支持者),並說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信念有堅持 (political and moral resilience)。讀者至此,可否對香港幾位同香港特區出謀獻策的社會學者,有何感想?

紀登斯連貝里雅下台後,仍念念不忘,寫了一本同白高頓(Gordon Brown)獻策的書,雖不受重視,然而貝里雅投桃報李,推薦紀登斯封爵。儘管學生掌握各種社會分析,確切分析當下社會境況而感雀躍,可是社會學家是凡人:傳記說馬克斯曾嫖妓、韋伯則是朝七晚十一的工作狂,十年如一,連夫妻的性事也不問、更有甚者,亞庫色(Louis Althussier)晚年患精神病,先殺妻,後自盡。筆者知道唯一思行一致的社會學家,就是社會學導論第一篇說社會學想像力的米爾斯 (C. Wright Mills)。此君口誅筆伐,力陳二戰後美國精英主宰大衆社會的不是,他甚至要求電視直播,公開辯論美國對古巴的外交政策,但臨近直播前因患心臟病而辭世,的米爾斯真的變成了當代悲劇英雄。

往矣!以今天的年青一代學紀登斯飛簧騰達,或米爾斯英雄的一生,如今港台兩岸研究生供過於求,恐痴人說夢,或者不著邊際。筆者的確想多了:可能人家九把刀見紀登斯那麼紅(筆者見紀登斯社會學總論台灣翻譯就有兩版之多),就把他的製作公司名為A Giddens Production吧!或論港台青春愛情的題材那麼多,加點「社會學想像力」成宣傳焦點吧!可是,社會學想像力的鋒利之處不在此。




男生的裸與惰、男生的樂與怒

筆者活到中年,不少朋友投訴他們的男孩太惰,不知進取;當老師聽男生說他們失戀,總是說「因理解而分開」,「她始終不了解我」,真的聽膩了。

筆者當過男生,何嘗回憶男生百無了籟、漫無目的、苦惱莫名之苦。主角男生的背向裸露(筆者欽敬男主角的專業和膽識),逗得鄰坐兩位略胖的妮子咧嘴而笑,但其實還有甚麼生命意義?

正如筆者看村上春樹《挪威的森林》一樣,小說或多或少反映作者經歷和生活片斷的細節,依作者的記述手法重新編排,運用社會學概念,加強故事的感染力。要觀眾的看得歡愉,或進一步觀眾深思年青樂與怒,得到共鳴,如沏茶嘗到齒夾留香的餘蘊,就是本片小試牛刀的功力。

筆者務犯,把電影中主要情節挪動,來詮釋社會學概念對電影的感染力。筆者把詮釋九把刀成長三部曲:反抗、夢想、妥協。

第一章、反抗

裸與惰,其實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:我是誰?我們的學校、家庭,要男孩奉公守法,依著許多規範辦事,但一個男孩是否有拒絕社會接受規範的自由,反抗社會對個人的角色模塑?答案是明顯否定。

因此,一切合乎當前社會規範的行為便視之為「成熟」;一切不合乎當前社會規範便視之為「幼稚」,男主角的「不成熟」,偶爾在女主角沈佳宜督學和伴讀,萌生愛意,重回社會。

可是,當考試和社會對個人社會向上流動的諸多要求時,而許多學子面對失意和失敗,用各類的個人行為回應之,包括同室友一齊用手滿足性需要;社會對一位青春少男諸多要求,但有否讓他想他真的要甚麼。(據報導,男主角演得太入戲,在演對手戲的親父前嚎啕大哭。)

第二章、夢想

社會教人夢想,從韓愈到錢穆的文以載道,報國效忠,甚至活得幸福美滿,都是「成熟」準就業的大學生的夢想,都是被成年人模塑的世界,是成長路反抗的止痛劑。

夢想歸夢想,現實歸現實。電影中六位青年,高考衹得一位考得自己心儀的學院,沒有人出來做事,完成自己的原本的夢想。

回到學校,當同學們唸Martin Luther King Jr. 的 “I have a dream” ,有多少學生知道其背後道德訴求,以文以載道的方式,提高學生的道德判斷和思考能力?苦惱的是,成長的道路不是學甚麼偉人豐功,而是夢想的脫魅,對文以載道的形式主義進行批判。

第三章、妥協

說妥協,倒不如說是夢迴自己夢想的脫魅的過程,變得世故了。電影高潮由男主角逗室友公開格鬥,被打得遍體鱗傷;儍小子不明白沈佳宜的深愛,擔驚受怕,所以兩人分手。

之後台灣大地震,男主角打電話給沈佳宜,真的明白擔驚受怕的滋味,終於明白被愛,自己處事魯莽,失去愛,哭了。兩人自始加深了解,從愛情變成友情。

筆者反問,公開格鬥,除了遍體鱗傷,好勇鬥狠外,還有甚麼?布迪厄的弟子Loic Wocquant (Burawoy 的柏克來同事) 做了幾年拉丁拳擊的田野考察,拳擊提昇個人的專注力、持久力和意志力。寫小說也是一樣。做事義無反顧,不一定是壞事。

其實,反叛、魯莽、懾惰在成長路中不是壞事;個人在成長中的學識接受各類制度當中的不合理;正如九把刀寫小說,刀鋒之處,在制度不合理與個人反抗中間另劈蹊徑,顯現道德與個性,或亞里士多德所說從經驗獲得的實踐智慧。正如布迪厄所說,如果生存不能逃避社會,那就在每場社會格鬥中做好自己 – sociology is a combative sport。

九把刀得到的東西,就是香港青年得不到的東西

當然,九把刀說自己愛情路作為故事主線,其實故事情節引起香港青年的共鳴:高考失意,青春夢破滅,友情真摯,加上九把刀的人氣,所以筆者不贅電影首演票房亮麗的佳績。

說起青年,不得不提近日熱賣的喬布斯訪談自述。許多青年趨之若騖,想學喬布斯創一番事業。
筆者讀了該書英文原著第一章,預先警告各位家長。書中詳述喬布斯幼童年代在學很不聽老師話,養父帶他回家,不但沒有責罰他,而且覺得他天賦異稟,故此打畢生的機械裝箝知識給他。喬布斯事後憶述,他視養父如親父;生父生母祇是精子卵子銀行一元而矣。

似乎世界是公平的:人家畢生機械裝箝訣竅教養子,無心插柳柳成蔭,所以造就今天的喬布斯;香港家長藥石亂投,課餘時學興趣班、補習班、音樂班,填得密麻麻的,但家長不知孩子的性向(dispositions)。孩子真的無力反抗,一種 Hea 的文化,或曰懾惰,成了香港年輕人最無聲的抗議。

香港的教育是最省氣力:學子既然無力反抗了,更容易教他們唯唯諾諾,奉公守法,拿幾張專業文憑,其刻版和死版,怎麼叫香港年輕人說自已精彩的回憶?香港大攪創意產業,家長的功利心態沒可能造就一位喬布斯;重商貶文沒可能造就一位九把刀,那還說得出培養人材攪創意產業嗎?

中日交往的拐點: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中日交往的拐點: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加藤嘉一,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,香港:明報出版社 (2011)

學而不思,則罔;思而不學,則殆。—孔子

加藤嘉一,一位活躍中日交流傳媒人,有被冠稱為「日本韓寒」之謦,個人背景不需多番介紹。

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,加藤嘉一傳記,內容分為兩部份:第一部份敘述他童年父親生意失敗,家境轉貧,自己幫補家計,派報紙,做英日翻譯,兼挨黑道惡揍。本來一心做國家級跑手,後來筋骨勞傷,十七歲退役,把精力投入高考,獲東京某著名大學取錄。可是加藤君決志,非到外面世界不可;私人自費又負擔不起,最後拿公費到北京大學修讀國際好關係。第二部份紀錄加藤君目睹二零零三年後中國崛起,但內部問題浮現,以及中日關係起伏之時。加藤君對兩事感觸良多:其一、加藤君對北京外語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,盡為人師,可惜不能替學生消解高考和父母的壓力;其二、北京真的辦了奧運,加藤君看到跑手競賽,悻悻然想起自已退役時的光景,和今天目睹中國真的崛起,不禁喜從悲來。

正式評論本書前,筆者提出兩點,貫徹上下兩篇,以別一般閱讀傳記的習慣。

其一、敘述的真確、詳盡,沒有用一貫的黨政機關的委婉或掩飾修辭,是文章可取之處。筆者與一位曾研究香港新界土地紳權的美藉華裔土生混血兒交談,說中國大陸的田野訪談,那一句真、那一句假,真的莫辨。加藤君一次到雲南考察官辦扶貧教育,明白官樣發言並不真確代表事實,醒目地潛入被訪教師家中,問過究竟,才知道小小資助不足養活一家人。修畢人類學的讀者知道,加藤君享有「外來者的特遇」(the outsider’s privilege)。人家知道加藤君是日本人,曾在北大讀書,假如加藤真的說話誠懇,對方接受訪談,便百份百信任加藤把訪談的內容絕不會向相關官員打「小報告」。何況訪談時,萬一給公安識破,加藤亦可拿大日本國民護照,辯稱私訪,對方因加藤的背景而有所克制。筆者補遺,筆者多年田野訪談經驗所得,中國大陸和香港沒有那類基本道德和誠信。

其二、閱讀傳記並不學習重複別人的成功,正如加藤厭棄中國年輕一代爭讀富人傳記。西諺說:「首行者是悲劇,模仿者是鬧劇」(first as a tragedy, second and following as a farce)。歷史不預知和可能,本身就是對人的歷練,而不是當今「富二代」子承父業「理所當然」的邏輯,正如他的嫲嫲在夢中,要他堅持,對自己的抉擇也不悔。筆者研究人生紀事 (biographies),研究開章明義分辨兩個概念:德文說的歷史(Geschichte)是歷史的客觀必然,一切現實比皆未來的顯現;法文的歷史(historie) 則把個人的行動和經驗串連起歷史事件,變成個人的故事。個人的行動有時對於時局沒有幫助,有時卻適應天時地利,個人的言與行足以改變社會。加藤傳記具有價值的地方,不在於人生活到老對自己的一切言與行的總結和回顧,而在一位從伊豆半島來華的日本青年,沒有所謂父蔭或裙帶的情況下,參與自中國崛起後一切正面與負面中日交往,作為二十一世紀中日外交歷史進程的參考路標。

筆者說從伊豆到北京有這麼近,又那麼遠,其實總結自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後,中日民間交往良久,說到全球化,卻見中國人文化綱紀和自律散漫:筆者舉例,大陸人在公共地方讓小孩拉屎撤尿,二話不說,連香港人中年婦人到青森縣購蜜梨時左挑右選,有小學男教師到京都古刹一遊,匍匐而行,扮狗叫,其短片上網,給日本網民狂批訕笑,筆者想當過教師的加藤,也孰不可忍了。加上中國人私利為上,不理公德,日本借毒餃子、毒奶粉,藉以負面標籤中國,在加藤傳記中祗可說聲無奈。

「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」

讀畢全書,文筆簡潔,沒有贅言,除了多謝中國編輯外,多少反映加藤直率的個性,全書變得流暢易讀。

全書的敍事以倒敍的方式,開章敍述父親得末期癌症,開始說他轉折的一生,以乘機回到日本見父親最後一面作終結。本書不是司馬遷《史記》的歷史人物事記按事件發生先後陳述(英文稱之chronicles),而是按作者選擇歷史事件,以第一身身份說出人生的轉折,令讀者震懾心動,很有亞里士多德悲劇的味道。

筆者以加藤傳記為例,說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,倒不如說中國人為甚麼是這樣煉不成的。加藤坦言,日本人的德育課,就是熟讀孔孟聖賢之書;他的長跑訓練,就是「玉不琢,不成器」;他的童年貧苦,說明孟子所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,空乏其身,行拂亂其所為,所以動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。」

加藤的道德培育如此,怪不得對富二代亂花揮霍很不是味兒。加藤還說到一大陸富人給他紅封包,他再三堅拒不要;富人的兒子不問父親的許可,擅自把紅封包拿去了,「克己復禮」是否被忘了。讀者如果細讀加藤傳記,不揮霍,不事事求人,反而幫助他的人,包括親人,致謝感恩。筆者想加藤真的問過究竟,隨時主理文教的官員也不方便說。對不起,中國人真的富起來了,但最基本的道德不知到那裏去了!

體育不是顯國威!

加藤對十七歲長跑退役,感覺可惜,但筆者認為體育今人培養做事專一、有紀律、不輕易放棄,加藤可不必介懷,亦正是今時今日大陸富二代應該學習的。筆者主修社會學,多年前記得旅英美國社會學家桑籟德(Richard Sennett)在倫敦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的訪問,他第一志願是學大提琴(筆者依稀記得他在苿利亞音樂學院,算是馬友友的校友),可是桑氏的勤練指法,手指弄歪了,指法不成了,桑氏轉習社會學。桑氏批評今天的研究生,不像他玩大提琴一樣把論文寫作重覆琢磨;筆者相信今天中國的研究生,有幾多個膽敢跟桑氏做研究。

體育在社會的的功能,不在乎香港的家長愛面子,或大陸體育單位要揚國威,是否要姚明、劉翔跛了,國威顯盡了,方才罷休?體育在社會,正如韋伯(Max Weber)留學海德堡,同學們鬥劍,臉上留劍痕,不是好勇鬥狠,而是歇盡其力,提昇普魯士國民心智;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中小學玩欖球,或英國人戲稱為紳士的流泯遊戲 (a hooligan’s game for the gentlemen),學會個人策略和集體服從,到底中國的軟實力,祗表現在拿幾多個國際賽事金牌,還是表現每一國民的堅毅?

體育與競技,重要之地方在於參賽者服從公平的賽果和裁決,使各參賽者所付出的努力,不至白費。偶而中國運動員在賽前被驗出服用違禁藥物,但他們都大多服從裁決。

筆者反而注視國內體育與競技有法不依的問題。周星馳執導的「少林足球」,最終一幕班主不擇手斷影響賽果,球員運用少林足球去化解招數;而「少林足球」的真實版是中國球賽間人事利益輸送,個人博奕,士氣低落,還讓曼聯在中國開品牌市場。

小結:國人道德,為國之本

說穿了,加藤所說日本的國民道德教育,就是管子八條目,被現代中國政治清掃乾淨了。

小結之前,筆者先說三個故事,說明國民道德教育癥結所在。

著名中國現代史學家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列舉嘗試改變現代中國的西方顧問,有位英國傳教士John Fryer到香港聖保羅書院(現處於香港大學陸佑堂對面)當首任校長,目睹中國人舉事左推右辭,除非有利可圖,否則便佯作不知。其後事清廷,翻譯各類西方文教科技之說,可惜清廷以保守勢力為首,視西方文教科技為「奇技淫巧」,慈禧又把軍費亂花,成中日甲午戰爭敗亡的遠因。傳教士以知識救中國,大志未竟成。

第二則故事,則桑籟德說韋伯,現代理性之興起,是建立金字塔式的科層制度。科層制度去個人的主觀和意欲,追求集體的效益和達到預期成效。韋伯說科層制度,其實源自普魯士軍事組織,對個人有嚴格的紀律要求。

第三則,筆者眼見今天中國學子自費或公費,到英美著名大學讀工商管理,香車美人之餘,聽聞中國留學生排他性強,漠不關心身邊的事情。筆者曾在九十年代在英國就學,見大街小巷報紙檔,不須報販監督,顧客自願把應付的款項放在指定的紙匣上。今天中國的便利店也做不到,何況要一名官員管理資產?

作為小結,中國崛起,說甚麼「軟實力」,掩蓋不了國民素質低劣的自卑心態;多攪孔子學院,倒不如攪好國民道德教育。加藤傳記後部說中國教育和中日關係,則待筆者廣州小休後再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