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把刀真的很利！

偶爾翻閱面書，發現教過的大專學生和一衆年輕朋友談九把刀的小說－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－九把刀本人的青春與愛情，搬上銀幕。於是筆者好奇心驅駛下，星期天看畢整套電影。除了故事打動幕下一衆少男少女外，畢竟九把刀明言小說的情節從社會學得到啓發，令筆觸一動，一口氣把文章寫畢。

A Giddens Production?!

筆者第一眼看片頭，不禁睜了一眼－A Giddens Production?! 九把刀以Giddens 作為他的英文别名；Lord (Anthony) Giddens （通譯紀登斯）的學說受香港學界廣泛討論，但其人卻受非議。多年前到中文大學聽課，課畢後同該英國來的教授談談，謂紀登斯的學說和同期的老一輩社會學家布迪厄(Pierre Bourdieu)和伊里雅斯 (Norbert Elias)的學說十分相像，甚至有學術論文專論之。轉一個場合，柏克來大學教授Michael Burawoy 在一學術會議上論社會學家的公共角色，而筆者指出紀登斯作為貝里雅(Tony Blair)工黨政府的個人幕僚，提出「第三條路」，社會學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如何自處？Burawoy回應，大呼 “he is a Tory!” （紀登斯是不折不扣的保守黨支持者），並說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自己的信念有堅持 (political and moral resilience)。讀者至此，可否對香港幾位同香港特區出謀獻策的社會學者，有何感想？

紀登斯連貝里雅下台後，仍念念不忘，寫了一本同白高頓(Gordon Brown)獻策的書，雖不受重視，然而貝里雅投桃報李，推薦紀登斯封爵。儘管學生掌握各種社會分析，確切分析當下社會境況而感雀躍，可是社會學家是凡人：傳記說馬克斯曾嫖妓、韋伯則是朝七晚十一的工作狂，十年如一，連夫妻的性事也不問、更有甚者，亞庫色(Louis Althussier)晚年患精神病，先殺妻，後自盡。筆者知道唯一思行一致的社會學家，就是社會學導論第一篇說社會學想像力的米爾斯 (C. Wright Mills)。此君口誅筆伐，力陳二戰後美國精英主宰大衆社會的不是，他甚至要求電視直播，公開辯論美國對古巴的外交政策，但臨近直播前因患心臟病而辭世，的米爾斯真的變成了當代悲劇英雄。

往矣！以今天的年青一代學紀登斯飛簧騰達，或米爾斯英雄的一生，如今港台兩岸研究生供過於求，恐痴人說夢，或者不著邊際。筆者的確想多了：可能人家九把刀見紀登斯那麼紅（筆者見紀登斯社會學總論台灣翻譯就有兩版之多），就把他的製作公司名為A Giddens Production吧！或論港台青春愛情的題材那麼多，加點「社會學想像力」成宣傳焦點吧！可是，社會學想像力的鋒利之處不在此。




男生的裸與惰、男生的樂與怒

筆者活到中年，不少朋友投訴他們的男孩太惰，不知進取；當老師聽男生說他們失戀，總是說「因理解而分開」，「她始終不了解我」，真的聽膩了。

筆者當過男生，何嘗回憶男生百無了籟、漫無目的、苦惱莫名之苦。主角男生的背向裸露（筆者欽敬男主角的專業和膽識），逗得鄰坐兩位略胖的妮子咧嘴而笑，但其實還有甚麼生命意義？

正如筆者看村上春樹《挪威的森林》一樣，小說或多或少反映作者經歷和生活片斷的細節，依作者的記述手法重新編排，運用社會學概念，加強故事的感染力。要觀眾的看得歡愉，或進一步觀眾深思年青樂與怒，得到共鳴，如沏茶嘗到齒夾留香的餘蘊，就是本片小試牛刀的功力。

筆者務犯，把電影中主要情節挪動，來詮釋社會學概念對電影的感染力。筆者把詮釋九把刀成長三部曲：反抗、夢想、妥協。

第一章、反抗

裸與惰，其實回到一個基本的問題：我是誰？我們的學校、家庭，要男孩奉公守法，依著許多規範辦事，但一個男孩是否有拒絕社會接受規範的自由，反抗社會對個人的角色模塑？答案是明顯否定。

因此，一切合乎當前社會規範的行為便視之為「成熟」；一切不合乎當前社會規範便視之為「幼稚」，男主角的「不成熟」，偶爾在女主角沈佳宜督學和伴讀，萌生愛意，重回社會。

可是，當考試和社會對個人社會向上流動的諸多要求時，而許多學子面對失意和失敗，用各類的個人行為回應之，包括同室友一齊用手滿足性需要；社會對一位青春少男諸多要求，但有否讓他想他真的要甚麼。（據報導，男主角演得太入戲，在演對手戲的親父前嚎啕大哭。）

第二章、夢想

社會教人夢想，從韓愈到錢穆的文以載道，報國效忠，甚至活得幸福美滿，都是「成熟」準就業的大學生的夢想，都是被成年人模塑的世界，是成長路反抗的止痛劑。

夢想歸夢想，現實歸現實。電影中六位青年，高考衹得一位考得自己心儀的學院，沒有人出來做事，完成自己的原本的夢想。

回到學校，當同學們唸Martin Luther King Jr. 的 “I have a dream” ，有多少學生知道其背後道德訴求，以文以載道的方式，提高學生的道德判斷和思考能力？苦惱的是，成長的道路不是學甚麼偉人豐功，而是夢想的脫魅，對文以載道的形式主義進行批判。

第三章、妥協

說妥協，倒不如說是夢迴自己夢想的脫魅的過程，變得世故了。電影高潮由男主角逗室友公開格鬥，被打得遍體鱗傷；儍小子不明白沈佳宜的深愛，擔驚受怕，所以兩人分手。

之後台灣大地震，男主角打電話給沈佳宜，真的明白擔驚受怕的滋味，終於明白被愛，自己處事魯莽，失去愛，哭了。兩人自始加深了解，從愛情變成友情。

筆者反問，公開格鬥，除了遍體鱗傷，好勇鬥狠外，還有甚麼？布迪厄的弟子Loic Wocquant (Burawoy 的柏克來同事) 做了幾年拉丁拳擊的田野考察，拳擊提昇個人的專注力、持久力和意志力。寫小說也是一樣。做事義無反顧，不一定是壞事。

其實，反叛、魯莽、懾惰在成長路中不是壞事；個人在成長中的學識接受各類制度當中的不合理；正如九把刀寫小說，刀鋒之處，在制度不合理與個人反抗中間另劈蹊徑，顯現道德與個性，或亞里士多德所說從經驗獲得的實踐智慧。正如布迪厄所說，如果生存不能逃避社會，那就在每場社會格鬥中做好自己 – sociology is a combative sport。

九把刀得到的東西，就是香港青年得不到的東西

當然，九把刀說自己愛情路作為故事主線，其實故事情節引起香港青年的共鳴：高考失意，青春夢破滅，友情真摯，加上九把刀的人氣，所以筆者不贅電影首演票房亮麗的佳績。

說起青年，不得不提近日熱賣的喬布斯訪談自述。許多青年趨之若騖，想學喬布斯創一番事業。
筆者讀了該書英文原著第一章，預先警告各位家長。書中詳述喬布斯幼童年代在學很不聽老師話，養父帶他回家，不但沒有責罰他，而且覺得他天賦異稟，故此打畢生的機械裝箝知識給他。喬布斯事後憶述，他視養父如親父；生父生母祇是精子卵子銀行一元而矣。

似乎世界是公平的：人家畢生機械裝箝訣竅教養子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所以造就今天的喬布斯；香港家長藥石亂投，課餘時學興趣班、補習班、音樂班，填得密麻麻的，但家長不知孩子的性向(dispositions)。孩子真的無力反抗，一種 Hea 的文化，或曰懾惰，成了香港年輕人最無聲的抗議。

香港的教育是最省氣力：學子既然無力反抗了，更容易教他們唯唯諾諾，奉公守法，拿幾張專業文憑，其刻版和死版，怎麼叫香港年輕人說自已精彩的回憶？香港大攪創意產業，家長的功利心態沒可能造就一位喬布斯；重商貶文沒可能造就一位九把刀，那還說得出培養人材攪創意產業嗎？

中日交往的拐點：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中日交往的拐點：讀加藤嘉一傳記(I)

加藤嘉一，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，香港：明報出版社 (2011)

學而不思，則罔；思而不學，則殆。—孔子

加藤嘉一，一位活躍中日交流傳媒人，有被冠稱為「日本韓寒」之謦，個人背景不需多番介紹。

《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》，加藤嘉一傳記，內容分為兩部份：第一部份敘述他童年父親生意失敗，家境轉貧，自己幫補家計，派報紙，做英日翻譯，兼挨黑道惡揍。本來一心做國家級跑手，後來筋骨勞傷，十七歲退役，把精力投入高考，獲東京某著名大學取錄。可是加藤君決志，非到外面世界不可；私人自費又負擔不起，最後拿公費到北京大學修讀國際好關係。第二部份紀錄加藤君目睹二零零三年後中國崛起，但內部問題浮現，以及中日關係起伏之時。加藤君對兩事感觸良多：其一、加藤君對北京外語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，盡為人師，可惜不能替學生消解高考和父母的壓力；其二、北京真的辦了奧運，加藤君看到跑手競賽，悻悻然想起自已退役時的光景，和今天目睹中國真的崛起，不禁喜從悲來。

正式評論本書前，筆者提出兩點，貫徹上下兩篇，以別一般閱讀傳記的習慣。

其一、敘述的真確、詳盡，沒有用一貫的黨政機關的委婉或掩飾修辭，是文章可取之處。筆者與一位曾研究香港新界土地紳權的美藉華裔土生混血兒交談，說中國大陸的田野訪談，那一句真、那一句假，真的莫辨。加藤君一次到雲南考察官辦扶貧教育，明白官樣發言並不真確代表事實，醒目地潛入被訪教師家中，問過究竟，才知道小小資助不足養活一家人。修畢人類學的讀者知道，加藤君享有「外來者的特遇」(the outsider’s privilege)。人家知道加藤君是日本人，曾在北大讀書，假如加藤真的說話誠懇，對方接受訪談，便百份百信任加藤把訪談的內容絕不會向相關官員打「小報告」。何況訪談時，萬一給公安識破，加藤亦可拿大日本國民護照，辯稱私訪，對方因加藤的背景而有所克制。筆者補遺，筆者多年田野訪談經驗所得，中國大陸和香港沒有那類基本道德和誠信。

其二、閱讀傳記並不學習重複別人的成功，正如加藤厭棄中國年輕一代爭讀富人傳記。西諺說：「首行者是悲劇，模仿者是鬧劇」(first as a tragedy, second and following as a farce)。歷史不預知和可能，本身就是對人的歷練，而不是當今「富二代」子承父業「理所當然」的邏輯，正如他的嫲嫲在夢中，要他堅持，對自己的抉擇也不悔。筆者研究人生紀事 (biographies)，研究開章明義分辨兩個概念：德文說的歷史(Geschichte)是歷史的客觀必然，一切現實比皆未來的顯現；法文的歷史(historie) 則把個人的行動和經驗串連起歷史事件，變成個人的故事。個人的行動有時對於時局沒有幫助，有時卻適應天時地利，個人的言與行足以改變社會。加藤傳記具有價值的地方，不在於人生活到老對自己的一切言與行的總結和回顧，而在一位從伊豆半島來華的日本青年，沒有所謂父蔭或裙帶的情況下，參與自中國崛起後一切正面與負面中日交往，作為二十一世紀中日外交歷史進程的參考路標。

筆者說從伊豆到北京有這麼近，又那麼遠，其實總結自一九七九年開放改革後，中日民間交往良久，說到全球化，卻見中國人文化綱紀和自律散漫：筆者舉例，大陸人在公共地方讓小孩拉屎撤尿，二話不說，連香港人中年婦人到青森縣購蜜梨時左挑右選，有小學男教師到京都古刹一遊，匍匐而行，扮狗叫，其短片上網，給日本網民狂批訕笑，筆者想當過教師的加藤，也孰不可忍了。加上中國人私利為上，不理公德，日本借毒餃子、毒奶粉，藉以負面標籤中國，在加藤傳記中祗可說聲無奈。

「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」

讀畢全書，文筆簡潔，沒有贅言，除了多謝中國編輯外，多少反映加藤直率的個性，全書變得流暢易讀。

全書的敍事以倒敍的方式，開章敍述父親得末期癌症，開始說他轉折的一生，以乘機回到日本見父親最後一面作終結。本書不是司馬遷《史記》的歷史人物事記按事件發生先後陳述(英文稱之chronicles)，而是按作者選擇歷史事件，以第一身身份說出人生的轉折，令讀者震懾心動，很有亞里士多德悲劇的味道。

筆者以加藤傳記為例，說日本人是這樣煉成的，倒不如說中國人為甚麼是這樣煉不成的。加藤坦言，日本人的德育課，就是熟讀孔孟聖賢之書；他的長跑訓練，就是「玉不琢，不成器」；他的童年貧苦，說明孟子所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」

加藤的道德培育如此，怪不得對富二代亂花揮霍很不是味兒。加藤還說到一大陸富人給他紅封包，他再三堅拒不要；富人的兒子不問父親的許可，擅自把紅封包拿去了，「克己復禮」是否被忘了。讀者如果細讀加藤傳記，不揮霍，不事事求人，反而幫助他的人，包括親人，致謝感恩。筆者想加藤真的問過究竟，隨時主理文教的官員也不方便說。對不起，中國人真的富起來了，但最基本的道德不知到那裏去了！

體育不是顯國威！

加藤對十七歲長跑退役，感覺可惜，但筆者認為體育今人培養做事專一、有紀律、不輕易放棄，加藤可不必介懷，亦正是今時今日大陸富二代應該學習的。筆者主修社會學，多年前記得旅英美國社會學家桑籟德(Richard Sennett)在倫敦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的訪問，他第一志願是學大提琴（筆者依稀記得他在苿利亞音樂學院，算是馬友友的校友），可是桑氏的勤練指法，手指弄歪了，指法不成了，桑氏轉習社會學。桑氏批評今天的研究生，不像他玩大提琴一樣把論文寫作重覆琢磨；筆者相信今天中國的研究生，有幾多個膽敢跟桑氏做研究。

體育在社會的的功能，不在乎香港的家長愛面子，或大陸體育單位要揚國威，是否要姚明、劉翔跛了，國威顯盡了，方才罷休？體育在社會，正如韋伯(Max Weber)留學海德堡，同學們鬥劍，臉上留劍痕，不是好勇鬥狠，而是歇盡其力，提昇普魯士國民心智；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中小學玩欖球，或英國人戲稱為紳士的流泯遊戲 （a hooligan’s game for the gentlemen），學會個人策略和集體服從，到底中國的軟實力，祗表現在拿幾多個國際賽事金牌，還是表現每一國民的堅毅？

體育與競技，重要之地方在於參賽者服從公平的賽果和裁決，使各參賽者所付出的努力，不至白費。偶而中國運動員在賽前被驗出服用違禁藥物，但他們都大多服從裁決。

筆者反而注視國內體育與競技有法不依的問題。周星馳執導的「少林足球」，最終一幕班主不擇手斷影響賽果，球員運用少林足球去化解招數；而「少林足球」的真實版是中國球賽間人事利益輸送，個人博奕，士氣低落，還讓曼聯在中國開品牌市場。

小結：國人道德，為國之本

說穿了，加藤所說日本的國民道德教育，就是管子八條目，被現代中國政治清掃乾淨了。

小結之前，筆者先說三個故事，說明國民道德教育癥結所在。

著名中國現代史學家史景遷(Jonathan Spence)列舉嘗試改變現代中國的西方顧問，有位英國傳教士John Fryer到香港聖保羅書院（現處於香港大學陸佑堂對面）當首任校長，目睹中國人舉事左推右辭，除非有利可圖，否則便佯作不知。其後事清廷，翻譯各類西方文教科技之說，可惜清廷以保守勢力為首，視西方文教科技為「奇技淫巧」，慈禧又把軍費亂花，成中日甲午戰爭敗亡的遠因。傳教士以知識救中國，大志未竟成。

第二則故事，則桑籟德說韋伯，現代理性之興起，是建立金字塔式的科層制度。科層制度去個人的主觀和意欲，追求集體的效益和達到預期成效。韋伯說科層制度，其實源自普魯士軍事組織，對個人有嚴格的紀律要求。

第三則，筆者眼見今天中國學子自費或公費，到英美著名大學讀工商管理，香車美人之餘，聽聞中國留學生排他性強，漠不關心身邊的事情。筆者曾在九十年代在英國就學，見大街小巷報紙檔，不須報販監督，顧客自願把應付的款項放在指定的紙匣上。今天中國的便利店也做不到，何況要一名官員管理資產？

作為小結，中國崛起，說甚麼「軟實力」，掩蓋不了國民素質低劣的自卑心態；多攪孔子學院，倒不如攪好國民道德教育。加藤傳記後部說中國教育和中日關係，則待筆者廣州小休後再續。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自住？投資？是時候分家了！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自住？投資？是時候分家了！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住「劏房」，是因為無得揀！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住「劏房」，是因為無得揀！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貧窮，你看得見嗎？

追尋公義的「地產小子」: 貧窮，你看得見嗎？

香港還重視文化產業？

近日香港特區政府重提文化產業，舒緩金融海嘯後的失業狀況。特區政府似乎衹聞樓梯響，不見政策行，沒有聽胡領導說，查找不足，意見照聽，行動照舊。筆者擇錄和姚偉雄編輯

通識•消費II：飲食•時尚•新媒體自己所著一章，不妨拋磚引玉：

香港文化產業在上世紀大放異彩：唐滌生、任、白的粵曲，邵氏的宮闈和武打片，新浪潮電影，許冠傑的廣東歌，本地漫畫，王家衛，以及港產玩具創作figures，誰敢說香港人沒有創意？大眾對香港的創意工業，往往以「拿來主義」作主導，事事要成本效益計算，漠視一些有潛質的創作，例如一些本地網絡歌手。

媒體企業捕風捉影，買當時得令的潮流媒體版權，娛樂大眾，而不是像英國廣播公司 (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) 那樣，教育大眾，提高藝術的認知和品味。縱使英國有狗仔隊，國民在政見評論和文藝教育有一定的水平。 反觀香港，電視媒體只製作新聞，肥皂劇，或年輕男女的旅遊節目，其餘是買國內或外國製作節目，教育大眾的任務則交由香港電台負責。可是，香港電台節目佔總體電視時段一個很少百份比。這種惡性循環，電視媒體沒有需要提高觀眾口味，以維持成本效益﹔觀眾持英語所謂的「 let-go」 心態，喜歡便看，不喜歡便關機，造成節目水準不能提高的惡性循環。教育以考試成績作準，學生要求標準答案，媒體只要觀眾把節目照單全收，試問怎樣培養創意？有香港設計學者製造異類設計品，在街頭給途人實驗使用，但落得緣木求魚－－途人失了興趣，或失卻耐性，或沒有時間去了解。

消費大於個人洞察、思考、品評、創作，正是令香港文化產業內容枯竭的主導誘因。

要消費和創意取得平衡，並不是很容易。鮑曼(Zygmunt Bauman) 指出藝術要了滲入管理、消費，是必要之惡。藝術挑戰某類社會尺度，和管理的理性程序、遵循，有著不可分割的衝突。 藝術的自由創作意志和自我表達（或個人風格、個性），借用市場推廣，但臣服於即時消費、即時快感、即時利潤的市場價值偏好。安廸‧沃可 (Andy Warhol) 複製金寶湯的廣告映像，正好突顯和仿諷 (parody) 藝術和商業價值的矛盾。

故此，鮑曼指出，藝術創作的傳承取決於兩大要素。其一、藝術是不斷改進，臻善完美，正正和藝術管理和事事要即時消費相互衝突，尋求妥協；其二、藝術鑑賞要求鑑賞者明察秋毫、想象和洞見，鑑賞者的教育水平和審美能力有一定水準才成。鮑曼憶述他走過阿姆斯特丹的藝術博物館，影像播放最終顯示水桶地拖擱在牆角上，清潔工人正在用下午茶，其他的物件則走出視覺以外。影象的流動，引發鮑曼想像物件和廢物的對換關係。更深一層，布希亞(Jean Baudrillard)在其攝影集序言指出，他的攝影被人指為「壞男孩」(enfant terrible) ，因為照片總是收集見不到或一瞬即逝的恐佈事實。

藝術的鑑賞開拓觀賞者眼界，看到悲慘世界和社會不公義，提昇觀賞的層次。

從日常生活的事例，悟出背後道理來，這一種聯想超於視覺和聽覺的快感，亦所謂審美探索人性的善與真，超越藝術本身市場價值。亞理斯多德所說悲劇的形式高於喜劇，往往在劇情中探索人的善與惡，悲與喜，作為指導人的行動，賦予社會意義。伊帕底斯王(Oedipus Rex) 兒子弒父取母，愛慾與仇恨的情意結；哈姆雷特拿著骷髏頭，面對復仇與死亡之間的猶豫。更有甚者，王爾德 (Oscar Wild)改編聖經故事，筆下希律王女兒莎樂美(Salome)，報復拒愛，堅持忠貞的約翰洗者(John the Baptist)，跳七重紗脫衣舞，討好希律王，把約翰洗者殺死。後來希律王發現莎樂美攬著約翰洗者的頭顱，淫溺於生慾與死慾之間，希律王大驚，日後莎樂美會否用此對付他，便乾脆地把喪心病狂的莎樂美殺死了。本地例子？當然有。唐滌生《帝女花》最後一幕，「落花滿天蔽月光」，本來花好月圓，周世顯和長平公主可圓滿收場，奈何清兵入關，俘虜崇禎皇帝。「落花」在中國詩詞，有悲愁之意。落花蔽月，淒厲之美。試想不識中國文學歷史，怎樣明白唐滌生筆下人物的悲劇和淒咽？鮑曼指出，消費強調即時性、現在式，使人忘了歷史，引申消費中創意枯竭的問題。

無論政府資助的小眾藝術節目，或消費大眾媒介商品，其創作的延續取決以下因素：

第一、筆者首先想一項創作項目可否成一項被受社會重視的活動，成為競賽，創作人互相切磋技藝的條件。桑籟德 (Richard Sennett) 和妻子莎森 (Saskia Sassen) 在蘇聯面臨解體前參觀莫斯科的郊區屋宇，見它們破落殘舊，那帶他們的導遊回應：人民不理也罷──他們把道德心拋諸腦後。 桑籟德引申工藝提昇需要競賽或市場競爭。筆者強調競賽成為提昇工藝和創意的必要條伴，並不是二十世紀的事。伊里雅斯研究莫扎特生平，研究當時社會條件，得出一個結論：德奧地區教皇樞機領地分散，養活一大班宮庭音樂師，以自己的才華，希望同較富裕的樞機做事。反觀大英帝國，本身不需要那麼多宮庭樂師，莫扎特以後，古典音樂發展在德奧地區。

正當家長督促子女學鋼琴，有志於鋼琴演奏作終生事業的學子，面對像日劇《交響情人夢》主角千秋真不能去外國進修的那種心結，尤其是香港這個小地方，競賽和切磋的機會自然少得多。當然郎朗和李雲迪的成名例子(筆者不能說他們是成功例子)，只證明他們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出前所入境便利，並不證明香港增加古典音樂競賽和切磋的機會。鋼琴演奏者在全球化世代，比莫扎時那時代更面對更多的挑戰。

第二、創意的規模和競爭是雙生兒。正如《麥兜故事》一樣，麥兜的普及和成為香港本土文化的標記， 變成畢業贈送的毛公仔、文具及其他週邊產品。一類創作變成文化產業，關鍵是否突破當地的接受和普及。文化產業的延申，就是把意象變成眾多可欲的產品。 另一方面，茶餐廳不只是香港本土的集體回憶，而且帶來即時的快感和體驗。飲食集團和街角一隅的鋪子都標榜茶餐廳。誠然不同裝璜，室內氣氛，特色小吃，各自表述。各類茶餐廳既競爭、又共存，正是別具文化特色消費總匯。

第三、藝術，創新媒體、服務多少挑戰既定術政治和道德尺度，其成功與否，視乎社會人士和觀眾的容忍和容許。二十世紀前衛藝術 (avant grade)處處挑戰既得利益者的藝術續值、政治、道德，採取一個極端的位置。 莫扎特歌劇唐喬望尼 (Don Giovanni) ，其主角唐喬望尼玩世不恭，花言巧語，出賣僕人，最終受盡天譴，甚具有反世襲諸候意味，皇公貴冑亦有人不悅。香港的大眾媒體只為自身成本效益，做一些「出位」的節目，而不敢做一些像新 浪潮的電影，大膽挑戰觀眾觀念和可接受的尺度。本書關於選美兩章，正揭示箇中間題。第九章分析港男選美，其內容和形式和香港小姐選美差不多，袛是以女性覬 覦男性裸露身體，慾望沸騰和尖叫，這樣可否叫「創意」？

正如布希亞論身體與消費，身體各部位的自覺，不但自戀投情，而且把自己的身體變成投資。以港男選美作例子，一旦搏得知名度，廣告合約自然來。另一章觀察中國大陸媒體選美，趨向中性打扮，甚至《加油！好男兒》一反男性剛陽美，觀眾網上投票，選取一臉稚氣的馬天宇，和中性打扮，巔倒眾生的超級女聲的李宇春。回歸十年，內地選美節目論其聲勢和接受程度，已大大超越香港了。

歸 根究底，媒體影像審美後的道德判斷，正正因擾香港創意教育。一般家長和學校以訓示方式叫學生「不准做甚麼」，不指出影像審美與道德判斷之間爭論，套入生活 的景況中，筆者直言是最懶惰的教育。早陣子鬧得熾熱的男女影星「艷照門」事件，網民紛紛把上床錄像下載，這是藝術麼？友人揶揄行為裝置藝術，有人吊白老 鼠，是否宣告一種痛苦和死亡美學，還是虐畜？可否打著十九世紀波希米亞藝術口號──為藝術而藝術 (l’art pour l’art) ──抗辯藝術自主？ 甚至當過中學老師的本地學者湯禎兆，隻身到日本研究AV(成人電影)產業，心裏有掙扎，可是發現演員製作認真，薪金低，但表現專業。 可是，香港的學子怎會花時間思考？簡單說一句，審美後的道德判斷拒絕熱切討論，反覆思考，往往是破壞追求道德生活的根源。

其 實，藝術和創意中的政治，令公眾重新反思習以為常的政治想法和實踐，引發公共空間討論，不只個人的藝術表達。某商號手機網絡的廣告，不論楊過小龍女練 功，一按穴唱歌的攪笑廣告，或者貼身服務，把握商機的實務網絡推銷，意識型態上都是資本投資製造不同生活風格的消費者。聖誕老人的消費，五光十色之餘，美 感背後耗用幾多地球資源？可否推擴綠色消費的生活美學？筆者認定政府的藝術保育和教育之餘，亦應該包容藝術背後的政治異見和挑戰？


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回到江 青時代，非我族類者，排擠於藝術與政治領域之外，藝術淪為政治工具；筆者反而質疑英國殖民地培養的政府官員，以有限的知識和藝術修養，怎樣推行創意的保育 政策？特首曾蔭權昨年到北京參觀798藝術區，見藝術家俞娜展出她自拍巨型裸照，不禁驚訝，原來北京的藝術尺度跨進一大步。 筆者不禁汗顏，香港官員和決策者，藝術衹等同英國小說和西洋古典音樂，恐不知本地藝術的內容，而揣摩上意，厚此薄彼，藝術祗成為政治奉承，或小數人的消閒，不是大眾的教育。